蕾·达尔温：C.P.卡瓦菲斯小传（黄灿然 译）
C.P.卡瓦菲斯是彼得·约翰·卡瓦菲斯与哈里克莱娅·福蒂亚迪的儿子，彼得· 约翰和哈里克莱娅都是来自君士坦丁堡富裕家庭。在父亲于1850年逝世之后，彼得·约翰和哥哥乔治成为家族公司卡瓦菲斯父子公司的合伙人。1850 年，彼得·约翰与年轻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移居亚历山大，在该城市成立一个分公司。他们后来又有了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夭折。他们最小的儿子康斯坦丁生于1863年4月17日。
在君士坦丁堡，卡瓦菲斯父子公司是一家制造公司。在亚历山大，彼得·约翰把它变成一家出口公司，做谷物、棉花和未加工水牛皮生意。与此同时，乔治离开君士坦丁堡，定居英国，分别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成立卡瓦菲斯父子公司的分公司，处理由彼得·约翰从埃及出口来的产品。1855年，君士坦丁堡的制造公司中断生意，此后两兄弟几乎只专做日益增长的埃及棉花生意。据诗人在1911年编写的“家谱”（本文很多事实亦取材自该家谱），卡瓦菲斯父子公司最终变成埃及最大的同类商业公司之一，拥有四家分公司。它是最早在埃及使用轧棉机的公司之一，彼得·约翰还在1869年因其对埃及工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而获伊斯梅尔帕夏（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总督）授予勋章。
彼得·约翰是亚历山大希腊社区的慷慨捐助者，并在其宗教和商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的风格也很欧洲化，经常在他家中消遣的朋友和伙伴，不仅包括他的希腊同胞，还包括不同国籍的工业家和专业人士、要人显贵，他们构成亚历山大的贵族阶层。
这就是康斯坦丁孩提时代在他家那座大屋所了解的世界，那座大屋位于时髦的谢里夫帕夏街，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接着，在1870年，他7岁时，父亲逝世。据“家谱”说，父亲逝世时“几乎什么也没留下”，因为他为了维持其地位而“挥霍无度”。两年后，哈里克莱娅把大群孩子带到英国，一家人在那里待了七年。1877年，卡瓦菲斯父子公司解散，1879年哈里克莱娅带着六个儿子重返亚历山大：大儿子依然留在伦敦。
另外五个较大的儿子都在亚历山大做事。哈里克莱娅让她那个最小的，现时16岁的“英籍希腊人”儿子入读一家叫做赫尔墨斯的“商务学校”，也许是因为他的三个童年朋友也都在那里读书。在此之前康斯坦丁所受的教育，人们所知甚少，但是在“家谱”中他说，他由家庭老师教他法语和英语，家庭教师可能还教他其他科目。他是在希腊正教会环境下长大的，至于他一家人是否是虔诚的教徒，以及是否恪守教规，则不清楚。
在赫尔墨斯商校，康斯坦丁最用功的科目，跟商业没有任何关系。该商校校长K.帕帕茨斯碰巧是一位热情的古典学者。他发现康斯坦丁很好学，这男孩则因为他而对古典作品和希腊古代文明产生浓烈的爱好，以至康斯坦丁长大后入了希腊籍。
1882年6月，反外国人、反基督教的暴乱导致很多欧洲人被杀，也导致英国炮轰亚历山大各要塞。该城市陷入火海。大多数外国社群逃往已停在港湾里的外国战舰。哈里克莱娅和儿子们投奔君士坦丁堡的父亲家，父亲乔治·福蒂亚迪是钻石商。数月后，当事态恢复平静，另外五个儿子返回亚历山大，恢复他们各自的工作，但哈里克莱娅和康斯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多住了三年。
与彼得·约翰不同，哈里克莱娅出身于有数代法纳尔人的家族，法纳尔人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土耳其重要神职和官职的希腊人。（法纳尔人之说，源自君士坦丁堡一个区域法纳尔，它成为希腊人的主要居住区。）
康斯坦丁敬爱外祖父，在外祖父家逐渐熟悉母亲一系祖先的历史、功绩和他们对希腊社区的贡献，他后来常常自豪地谈起他的法纳尔血统。他还认识了法纳尔社区的领袖们，他们都是他外祖父的朋友和伙伴。在他逗留君士坦丁堡的三年间，他专心研读拜占庭和希腊历史，它成为他一生的兴趣所在，他很多诗都是取材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他还继续研读各种语言，并在这个时候首次读原文的但丁。他还写了最初的诗。
也是在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他对希腊俗语发生兴趣──俗语是希腊普通人民讲的语言。他读了温琴佐·科尔纳罗斯在约1650年所作的俗语长诗《埃罗托克里托斯》；他熟悉数百年来通过口头传诵的希腊民歌。他还读了用雅语和俗语写的希腊现代诗。他还特别钻研狄奥尼西奥斯·索洛莫斯的诗歌，索洛莫斯是一个在意大利受教育的诗人，在其写作中转向童年所学的俗语，后来成为希腊民族诗人。
为了纪念乔治·福蒂亚迪，康斯坦丁于1882年在其姓名中增加了中间首字母“Ph.”，并保留至1896年也即他外祖父逝世那一年。从1896年至1899 年，他不再使用中间首字母。接着，他在中间加上父亲的首字母“P.”，从此就以康斯坦丁诺斯·P.卡瓦菲斯署名。在非希腊语的世界，他有时亦被称为卡瓦菲斯，但是他的非希腊人朋友和他青年时代三位用英语与他通信的最亲密朋友，都称他为康斯坦丁·P.卡瓦菲──而这似乎是诗人自己选择的。
哈里克莱娅和康斯坦丁于1885年返回亚历山大。我们不知道乔治·福蒂亚迪是否在经济上帮助女儿，但是康斯坦丁的哥哥们都能够帮助母亲，我们还知道，诗人的二哥彼得是家庭最大支柱，他还希望康斯坦丁继续其写作。在接下去七年间，康斯坦丁继续把时间花在学习和写作上。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阅读拜占庭和希腊历史与文学；他尤其欣赏古拜占庭和亚历山大警句作者：凯奥斯岛的西摩尼得斯、卡利马科斯、墨勒阿格和琉善。他对希腊俗语的兴趣使他接触到扬尼斯·普西哈里斯的语言学研究著作，后者嘲笑雅语，并认为只有毫不妥协地采用俗语，才是希腊文学和希腊人民文化发展的唯一希望。在这些年间他还广泛阅读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文学。
卡瓦菲斯重返的亚历山大，已发生了一系列痛苦的剧变，其中1882年的英国炮轰只是一个开始。埃及如今实际上是英国的附属国。希腊社区的商业生活已被摧毁，在一个普遍悲惨和颓废的时代，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很难重建他们的生活和制度。诚如卡瓦菲斯的传记作者斯特拉蒂斯·齐尔卡斯所言：“卡瓦菲斯家所熟悉的埃及的道德和物质外貌都已模糊难辨了。”卡瓦菲斯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但是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他所处的环境使他难受，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一些诗，反映了他的悲观情绪。
1891年，康斯坦丁的哥哥彼得逝世了，诗人决定自己谋生。1892年3月1日，还未到29岁的康斯坦丁在水利部找到一份临时工。他永远不能期望获得一份永久工作，因为他是一个希腊公民。然而，他选择留在水利部，并做了三十年临时职员，直到1922年退休。他的传记作者齐尔卡斯和米海尔·佩里迪斯都说，与他住在一起的哈里克莱娅每月都用一些礼物来补助他微不足道的薪水。他曾有几年时间充当亚历山大股票交易所经纪人来赚取外快。从齐尔卡斯复印的水利部档案，我们得知他因其通晓多种语言而被视为“最有用的”。除了通晓古代和现代希腊语，他还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获准整个下午请假去做他的经纪生意。
大约是在1895年，卡瓦菲斯认识比他小7岁的佩里克莱斯·阿纳斯塔西亚德斯，后者成为并继续成为他的亲密朋友。阿纳斯塔西亚德斯在英国长大并在那里受教育，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并有绘画才能。两人都热爱法国文学，热爱英国文学和文明。阿纳斯塔西亚德斯非常欣赏卡瓦菲斯的诗，卡瓦菲斯则信任他，既把他当成朋友，也当成批评家。在他们的友谊开始之后不久，诗人便给阿纳斯塔西亚德斯寄去诗作、笔记和有关文学、作家、当代时事的评论的副本，大多数是用手写在纸片上。阿纳斯塔西亚德斯保存这些诗作和笔记，他的收藏品现在被称为“阿纳斯塔西亚德斯档案”，它们对于卡瓦菲斯的研究者有着巨大价值。顺便一提，档案还包括一扎英译诗，那是康斯坦丁的哥哥约翰译的卡瓦菲斯的二十首诗。
另外，阿纳斯塔西亚德斯在加快卡瓦菲斯在希腊获得承认方面，也居功至伟。1901年，阿纳斯塔西亚德斯给了卡瓦菲斯100埃镑，诗人用这笔钱去了一趟雅典。他在雅典会晤了小说家格雷戈里奥斯·色诺普洛斯和各路杂志编辑，并让他们看他的诗作。1903年，当卡瓦菲斯再次来雅典时，色诺普洛斯从卡瓦菲斯给他的诗中挑选了十二首，发表在《泛雅典娜》杂志上，并同时发表了一篇评论卡瓦菲斯诗歌的文章。
1899年2月4日，卡瓦菲斯的母亲哈里克莱娅因心脏病发猝死。她一直与卡瓦菲斯生活在一起，卡瓦菲斯一直是一个孝子。她的逝世只是数年内多位家人死亡和分散的“一系列昏暗事件”的开始。1900年8月，康斯坦丁的大哥乔治逝世，他是带着重病从伦敦回来的。1902年，移居开罗的哥哥阿里特德斯逝世。1903年，康斯坦丁最爱的哥哥亚历山大在雅典逝世，他是由诗人陪他来雅典寻找专业治疗的。1906年，自母亲逝世后就一直与康斯坦丁生活在一起、并且是所有哥哥中最理解卡瓦菲斯作品的约翰移居开罗，直到1923年逝世那一年才返回亚历山大。从1906年至1908年，康斯坦丁与保罗生活在一起，保罗是唯一仍留在亚历山大的哥哥。但是在1908年，保罗移居巴黎，直到1920年逝世。在保罗离开后，卡瓦菲斯才迁入莱普修斯街十号的公寓，余生都独自居住在那里。
据说卡瓦菲斯每年写约七十首诗。然而，在这些诗中，他只保存了四、五首，其余全部毁掉。偶尔，他会把诗寄给年鉴或杂志，但他更喜欢另一种测试自己作品之价值的间接方式。据他的第一位亚历山大传记作者蒂莫斯·马拉诺斯说，卡瓦菲斯对公众的意见怀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惯常的做法是把诗作副本寄给朋友，只有在朋友的赞赏使他相信这些作品有价值之后，他才愿意刊印。他在1904年也即他41岁时刊印第一本诗集，只收录十四首诗。他没有把诗集寄给批评家，但这本诗集并不是无人注意，批评家开始写文章甚至举办讲座谈论他的作品。
1907年，卡瓦菲斯对一个青年团体“新生”发生兴趣，该团体致力于推广希腊俗语文学和促进希腊俗语，并出版《新生》杂志。卡瓦菲年纪太大了，所以没有成为该团体的会员，但是他常常出席他们的聚会，并成为该杂志最有价值的作者之一。他开始把自己称为俗语主义者；如同佩里迪斯所说的：“卡瓦菲斯有一种战斗性的语言良知，他常常谈到俗语的现象和种种问题。”但他也欣赏传统文学语言之美。雅语是他的承传的一部分，他从未放弃他的家族和阶级所使用的这种语言。他反而是雅语俗语兼容并用，而他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即在于把两者微妙而敏感地混合起来。
1910年，他刊印第二本诗集，在第一本诗集十四首诗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二首。《新生》杂志从1908年至1918年就持续发表他的诗作。另一本创办于1911年的亚历山大杂志《文学》亦发表他不少作品。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诗歌亦愈来愈广泛地发表在希腊各刊物上，他的作品开始被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但他在有生之年未正式出版过诗集，他第一部不包括早期作品的全面诗集，是在他逝世两年后的1935年出版的。
佩里克莱斯·阿纳斯塔西亚德斯做出很大努力，使非希腊语世界认识卡瓦菲斯的作品，同样是阿纳斯塔西亚德斯把卡瓦菲斯介绍给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此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福斯特是红十字会驻亚历山大义工。福斯特成为卡瓦菲斯的朋友，并把他的作品介绍给T.S.艾略特、阿诺德·汤恩比和D.H.劳伦斯等人。福斯特的《亚历山大：历史与指南》第二版（1938）题献给卡瓦菲斯，他出版于1923年的随笔集《法罗斯和法里隆》则收录了一篇关于卡瓦菲斯的值得回味且有趣的文章。1949年，在卡瓦菲斯逝世十六周年时，福斯特写信给阿纳斯塔西亚德斯：“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好运气，也即一场可怖的战争使我有幸结识我们时代一位伟大的诗人。”
在《法罗斯和法里隆》中，有一段关于卡瓦菲斯的生动忆述：
……一位戴草帽的希腊绅士，绝对静止不动地站着，从一个稍斜的角度看世界。他的双臂伸开，很可能。“啊，卡瓦菲斯……！”是的，卡瓦菲斯先生，他要么是正从寓所去办公室，要么是正从办公室去寓所。如果是前者，他被你见到就消失了，摆出一个略稍绝望的姿势。如果是后者，他可能会拗不过你，开始说出一个句子──一个无比复杂但又形状匀称的句子，充满绝不会混淆的插入语和充满确实得保留的保留；一个有逻辑地来到其预见的终点的句子，然而那终点总是比你预见的更生动和更令人振奋。有时候那句子在街头结束，有时候被交通谋杀了，有时候持续至他的寓所。它谈到1096年亚历克修斯·康尼努斯皇帝狡诈的行为，或乔治·艾略特，或小亚细亚内陆的方言。它以同样流畅的希腊语、英语或法语讲出来。尽管它具有知识上的丰富性和人情味的外表，尽管它的判断具有成熟的宽厚，但是你仍然觉得，它也是从一个稍斜的角度看世界：它是诗人的句子。
在1922年从水利部退休之后，卡瓦菲斯便以读书写作打发日子。朋友们来看他，有时候外国人来拜访他。经常到莱普修斯街十号来探望他的米海尔· 佩里迪斯告诉我们，卡瓦菲斯寓所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排着书；有一个与那座房子一样宽的客厅，摆着一张大沙发和其他阿拉伯风格的家具；还有一个卧室兼书房。“还有一个房间，被萨雷扬尼斯先生（一位亚历山大希腊作家）称为‘书籍装订所’……烛光和美丽的汽油灯成为寓所最大特色，但是它的住客焕发一种更深刻的光彩，使得寓所在整个城市中独一无二。”
在晚上，卡瓦菲斯会漫步到街区那家咖啡馆，一群朋友和仰慕者在那里等候他，与他共享土耳其咖啡和聆听他那“管风琴语调”的声音。他们让他坐在一群人中央，而如果他们在他来到之前已在讨论什么，他们会回到讨论的开头。话题可能是诗歌或历史或当代时事。有时候他会谈自己的作品。G.莱乔尼蒂斯在他未发表的笔记《卡瓦菲斯自谈笔记》中援引他在这样一个场合的谈话：
很多诗人都是只做诗人……我，我是一个诗人史学家。我，我写不了小说或戏剧，但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百二十五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可以写历史。但是现在来不及了。
1932年6月，卡瓦菲斯出现喉癌的迹象，但他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他的情况恶化，他的好友丽卡和亚历山大·申戈普洛斯劝他去雅典看医生。他于7月4日进雅典红十字会医院，并立即接受气管切开术。手术虽然成功，但导致他完全失去声音。他于10月重返亚历山大。1933年初，他病情复发，被送往亚历山大希腊医院，在那里度过生命中最后几个月。萨雷扬尼斯在1944年一篇发表于雅典《新文学》杂志的文章中说，在卡瓦菲斯逝世前数天，曾请来亚历山大主教主持圣餐礼。由于事先没有与卡瓦菲斯商量过，因此当宣布主教光临时，卡瓦菲斯“拒绝，愤怒，坚持……”然而，最后他还是屈服了，接受圣餐，但“有疑虑”。他于4月29日逝世，翌日葬于亚历山大希腊社区墓园的家族墓地。
1948年，蒂莫斯·马拉诺斯担任主管的亚历山大文化中心在莱普修斯街十号房子墙上挂了一块纪念卡瓦菲斯的匾牌。
选自《卡瓦菲斯诗集》（增订本）， 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 2012
预读/校对：zzj、陈涛、李宏飞、Turquoise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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